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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结婚,娶了“母亲的礼物”

时间: 2017-06-28 15:03:23

研究鲁迅哪怕是试图了解鲁迅,朱安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但不久的过去,朱安的名字一直被人为地遮蔽,这个瘦弱的小脚女人,还没有绽放过青春就枯萎凋零。

1937年,鲁迅好友许寿裳编《鲁迅年谱》,写到“1906”年时,很为难要不要如实记录这一年“鲁迅与朱安成亲”,一方面觉得“不可不提”,因为那是事实;一方面又有所顾忌,怕因此惹许广平不高兴,便写信给许广平。许广平回信:“我绝不会那么气量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当事人的大度却还是不能阻止历史家“把陈迹洗去”的故意和努力。

很长一段时期,无论在学术气息更浓的鲁迅研究专著中,还是在文学性更强的鲁迅传记中,人们只看得到拔高为爱情典范的“鲁迅与许广平”,而“朱安”则被有选择有目的地遗忘。北京西三条的鲁迅故居里,明明是朱安的卧室,挂的却是“鲁迅藏书室”的牌子。多少人惋惜着、遗憾着。

尽管他不爱朱安,不爱到不理她、冷淡她,一直没有把她当作过妻子、爱人,而只认她是“母亲送的礼物”。他本是最反对瞒和骗的人,他说过:“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可惜的是,鲁迅自己也瞒。鲁迅的“瞒”或许只是无意的,是不愿自揭伤疤,也是不屑提及。一个十年都只靠写作吃饭的人,遗留下来的最多的是文字,人们却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不到“朱安”的名字——他从不写朱安,更不写他和朱安的事。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去世前一天。日记里有太多的家事和家人,往来账目、母亲、二弟三弟、许广平、周海婴、信子(周作人妻)、芳子(周建人妻)和弟媳妇娘家人,以及侄子侄女们。作为妻子的朱安却只可怜地、勉强地出现过三次,而且还不是以“朱安”名之。

朱安

之所以说“勉强地”,是因为其中一次的“眷属”不知是不是包括朱安。那天是1919年12月24日,他记道:“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玉田叔来送。”了解的,知道他带母亲、三弟、周建人一家和朱安一起搬家去北京;不了解的,只看这段文字,会误以为他只带了母亲和三弟家人。

另外两次:1914年11月26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1923年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前者“颇谬”二字显出他的不屑和不满;后者,毫无感情色彩——因为他刚经历了兄弟失和,被“赶”出了原来住的八道湾。只一个“妇”字,模糊了朱安的身份。

鲁迅写信也颇频繁,仅保留下来的就有一千多封,给家人的,给朋友的,给许广平的甚至编成了《两地书》公开出版,却没有直接给朱安写过一封信。即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提到朱安,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四次,也依然不愿让“朱安”的名字在笔尖下出现——名字都让他厌恶,何况人?给许钦文的信中,他以“内人”指代;最好的一次是在给母亲的信中称了一回“太太”。每次,口气都是冷嘲的。

就像“兄弟失和”后鲁迅和周作人都闭口不谈一样,鲁迅对他和朱安的关系讳莫如深地不提、不说,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样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世俗却恰恰对“强者”的鲁迅比对“弱者”的朱安抱有更多的同情,似乎强者的“痛”胜于弱者的“苦”。鲁迅,能说会写,他有朋友,他满腹苦水有处可倒;他有文化,他一肚子的委屈能编织成文章发泄出来,至少可以解脱一时。朱安呢,她做不到。她的苦,只有郁结于心,相比而言,谁更痛?谁更苦?

因为有强弱之分,所以横眉冷对的是鲁迅、低眉顺眼的是朱安,爱搭不理的是鲁迅、讨好献媚的是朱安,得以逃避的是鲁迅、代为尽孝的是朱安。

不说话,是他俩的常态。在砖塔胡同时,饭桌上,两人你吃你的饭,我喝我的汤,互不打扰,互不干涉。实在需要时,朱安会小心翼翼地问一句,鲁迅的回答或“是”,或“不是”,或“唔”,更多时候,他不说话。不说话的后果养成了朱安察言观色的习惯:饭菜剩的多了,她知道不合他的胃口;反之,她欣慰。

有一次,鲁迅兴致好,饭桌上说他在日本吃过一种食物“好吃哉勿得了”,朱安很巴结地附和,说她也吃过,的确好吃。她怎么可能吃过!鲁迅明明说那食物在日本。鲁迅的脸再一次阴沉了下来。长期不说话,默契却形成了:他脱下的脏衣服放在床底下的篮筐里,她洗好叠好的衣服放在篮筐盖上。

鲁迅从不给朱安写信,不识字的朱安请人代笔给鲁迅写信。称他“大先生”,这个先生对于她而言,只能敬,不能爱——她很自觉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很可悲地甘拜下风,很可怜地承认并接受原本应该平等却因为别人的不肯施舍而造成的不平等地位。她想以此感动他、软化他,所以,她才会这样对人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总是默默地站在鲁迅身后,把他当山一样依靠。

当朱安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在一起后,她终于体会到了何为“绝望”。她感慨到:“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她不会主动提出离婚,她的学识文化不足以支撑她理解“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这句被很多人当做抛弃妻子借口的至理名言。认定了做周家人也做周家鬼的她,只可能委屈自己容忍鲁迅另取女人,之后又甘愿接纳鲁迅和许广平的孩子。她无妄的坚持只把自己葬送,换不来鲁迅、甚至今人的可怜、同情和理解。

就是这样,朱安对鲁迅还是抱着绝对的信任:“看来我这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有许广平陪伴在侧,他把朱安这个“母亲的礼物”还给了母亲。她成为老太太身边的“东西”,陪伴、伺候,代他尽孝、替他送老太太的终,即便不被承认,她依然恪守着媳妇的本分。剩余的时间,她闲坐、枯坐、抽水烟。一个枯瘦矮小的女人,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一口一口地抽着水烟。这是一幅让人看了哽咽的泼墨画。

1936年,鲁迅去世,遗嘱似的《死》里没有给朱安留下只字片语,没有对她今后的生活做安排。朱安不能以“鲁迅夫人”的身份前往上海主持葬礼。因为,十几年来,他早就被“活埋”,早就随着时间被丢弃在历史之中。前面的人已不再记得她,后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即使如此,她对鲁迅仍没有抱怨,临去世前还真诚地对来采访的记者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鲁迅去世七年后,鲁老太太去世,她给二儿子周作人留下遗嘱,让他把每个月给她的零用钱一分不少地给朱安。又给朱安留下遗嘱:“你得毫无愧疚收下二先生每月给你的零用钱,那是我的钱,但属于你。”许广平一度继续替鲁迅供养着朱安,朱安很感恩地评价许广平“的确是个好人”。

因为时局不好,邮路不通,许广平断了给朱安的接济,以至于穷困潦倒的朱安不得不动了变卖鲁迅藏书的念头。许广平急托人来劝她那是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她发出了一声哀怨、悲切、凄楚的呐喊:“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这呐喊,比鲁迅的《呐喊》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它真是而现实。

1947年,朱安走完了她受精神暴力、被灵魂折磨了一辈子无限失落的人生。她的遗愿,念经、做法事,都做了,“埋在鲁迅身边”却无法做到。位于北京保福寺周作人家的另一块坟地里,虽然有她的一席之地,但她是孤零零的。活着,她孤寂;死了,仍孤寂。这一世的孤寂是鲁迅给的。

鲁迅固然有不瞒不骗的真实,不瞒自己的好恶,不骗自己的情感,却正是这分明的爱憎埋葬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他把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怨恨转嫁在了朱安的身上。制度是无形的,而朱安是活生生存在的。

编后注:选刊本文不是为了批判鲁迅先生的私德,而是为了更加立体的了解先生,多一重视野而已。读者应有自我判断和认知。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李伶伶《鲁迅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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